前几日，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设计的杭州国家版本馆在建筑圈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捧者有之，骂者也不少。
这次的国家版本馆一共四个，分别在北京、西安、广州、杭州，北京馆、西安馆和广州馆的设计师是庄惟敏、张锦秋和何镜堂，都是院士。相比几位院士的设计，其实王澍的作品要收敛得多，骂者多是针对其说明文字中“碰瓷”《营造法式》，和主题“宋韵”的牵强态度。
北京国家版本馆，©设计：庄惟敏
西安国家版本馆, ©设计：张锦秋
广州国家版本馆，©设计：何镜堂
杭州国家版本馆 ©设计：王澍+陆文宇
我分析骂人者的心态，可能是：王澍你个浓眉大眼的居然叛变了。虽然王澍的建筑效法传统，执着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表达，但本质上还是个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建筑师，并向来以“非主流”的姿态存在于建筑市场中。所以这次如此高调的投身国字头项目，与一众院士同场竞技，并做出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建筑，难免有好事者猜测：这个项目是不是王澍参评工程院院士的投名状？
虽然顶着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奖得主的头衔，但是明白人都知道，在国内市场，得主远没有院士的头衔好用。回到标题，这次的四个国家版本馆的设计，在我看来，都是“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的优秀代表（杭州馆存疑）。“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这个词并不是我的原创，来自公众号【马格斯韦伯】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中国国学中心：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的崛起】，作者宋敖。
中国历史研究院，原国学中心 ©设计：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什么是“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
（哲学家马尔库塞曾提出“单向度的人”的概念，描绘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即没有思考和反思能力，没有互动感、主动性、创造性的扁平化的人。）它集合了类型一二三几种帝国式的欲望与审美构造，虽然体量没有那么巨大，但仍给人强大的压迫感。在它面前，你没有对话的权力，只有服从和膜拜的份，你的思考和反思被吞噬。你想提出一些批判，但它仍像一个巨大的怪兽，想把你吞进去一探究竟，它规训了你的行动力，它勾起了你并不想呈现出的对庞大空间贪婪的本性。本文讨论的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源起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并在这些年迅速发展，从单体建筑拓展到建筑群体，并成为一种当代中国建筑学范式。“范式( paradigm)：源自希腊词 paradeigma,意指“模范”或“模型”。柏拉图把形式描写为范式——即具有相似性的特殊对象的范式。如果分析近些年的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基本的形式逻辑。大屋顶
此处的大屋顶并不局限于传统的中式屋顶，而是指一类带有强烈压迫感，使人必须抬头仰视的屋顶形式。某些建筑中，屋顶的形式被无限放大，似乎也在暗合唐代建筑宽大的出檐。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何镜堂
国家开发银行总行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设计：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雁栖湖会议中心，©设计：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故宫北院，©设计：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惠能纪念堂，©设计：何镜堂
寺庙/宫殿布局的现代化
这类形式一般见于各种建筑群体，形式来自传统佛教寺院的布局。当代建筑从中取用中轴线、常见寺庙的天王殿两侧的钟鼓楼等元素。
一个常见的中国佛寺布局，在本文列举的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中，其布局形式基本沿袭宫殿或寺庙，强调中轴对称，以烘托主体建筑的地位。 佛塔
此类建筑中对佛塔形式的借鉴主要见于西北地区，以张锦秋院士的建筑作品为主。
陕西考古博物馆，设计：张锦秋
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天人长安塔，设计：张锦秋
扬州大运河博物馆，设计：张锦秋
西安揽月阁，设计：朱小地
以上是我对“中华现代帝国式建筑”的粗浅理解，如果要拷问形式来源，显然与梁思成构建的以佛光寺为起点的中国建筑史和现存的明清故宫的空间格局密不可分。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与大卫·希艾莱特（David Gianotten）联合署名的文章《中国特色》一文中说：纵观中国当代历史， 中国一直受困于政治正确乃唯一正当的实践模式这种思维（例如在思考是否采用“西方模式” 时），尽管这种观点仍有待证明。在中国，每个面临机遇、想要抓住机遇的人总会因为担心冒犯他人而分外谨小慎微，以免做出任何挑衅正统的行为；
具有“国际风格” 的建筑和模仿西方经典的建筑往往冒着被谴责为投诚西方资本主义的风险，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就拥有了确保政治正确的安全密钥。
为了应对当代性的论述，中国的建筑发展急需确立一种既能在符合西方期望的情况下进行当代性对话，又能反映中国特色理念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要求中国建筑，要在符合西方对建筑中的中国概念的看法下， 确保在中国的大环境中政治立场正确。中国的当代性论述成为了基于西方思想的中国特色，而非是来自当代中国快速发展这一本土大环境下的新观念。
中国特色通常被以一种极为明确的姿态，刻板地表达出西方世界所熟知的传统中国建筑元素，而这种诠释往往通过放大中国文化中“无”的精髓，来表达所谓的中国色。 中国特色变成了忽视每个项目文脉的纸上谈兵。将中国特色融入当代中国建筑之中， 本该是一项捍卫和颂扬中国本土特色的潜在行为；
然而，忽略文脉、急于回应所引进的当代性观念、并试图证明传统中国建筑可以融入西方当代建筑，这一切却自相矛盾地将中国特色束缚在了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效仿上。
写到这里
1978 年，已经成名的贝聿铭受邀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中国刚刚确立要在 2000 年基本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重新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ZY政府和北京市的官员希望他在故宫附近设计一幢二三十层的现代化高层旅馆，为中国建筑树立一个现代化的样板，同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追求现代化的标志。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荒唐，在当时却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现代化的急切向往。贝聿铭回绝了这个建议。他希望做一个既不是照搬美国的现代摩天楼风格，也不是完全模仿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新建筑。最后，贝聿铭选择了在北京郊外的香山设计一个低层的旅游宾馆。1980 年，贝聿铭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这样说：“我体会到中国建筑已处于死胡同，无方向可寻。中国建筑师会同意这点，他们不能走回头路。庙宇殿堂式的建筑不仅经济上难以办到，思想意识也接受不了。他们走过苏联的道路，他们不喜欢这样的建筑。现在他们在试走西方的道路，我恐怕他们也会接受不了……中国建筑师正在进退两难，他们不知道走哪条路。” 以上所列举的案例基本来自近十年，不知道以后的建筑史会如何书写这一段。不过按目前的结果看，贝老显然失算了。